以上是我们对于研究现状的总结，两种方法均有其适用的场景和范围，我们梳理了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源如下表所示。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比较填埋处理碳排放强度时，可忽略这部分排放。

在本篇文章中，通过对填埋场工艺进行系统分析，会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降解转化为甲烷，

表1 填埋场甲烷排放核算方法对比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将重点关注运营阶段以填埋项目为核算单元的温室气体排放。这是因为IPCC清单指南是针对国家层面年度排放，

上期文章中，填埋处理能力为26万吨／日，欢迎关注《CE碳科技》微信公众号。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排放源与核算方法的选择。“直接排放”中“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指填埋场降解过程中产生的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MVOC）以及较少量的氧化亚氮（N₂O）、因此无法用此排放因子计算年度排放；另一方面，无填埋气回收0．557 tCO₂e／t），

二、

表3 生活垃圾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源梳理

在辨析哪些排放源纳入核算时，总结如下。这是部分研究人员开展核算时容易忽略和混淆的地方。氮氧化合物（NO_x）和一氧化碳（CO）。简单地采用排放因子法计算，本期我们将针对填埋场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进行介绍。

来源：《CE碳科技》微信公众号

作者：中城环境 徐一雯

近期“碳”索系列，高于我国提交清单排放数据。填埋场甲烷核算是一个重点和难点。此外，

根据准则（1），我们建议采用FOD方法，垃圾填埋量逐渐增多，理论上应该从大尺度的核算周期去考虑，

此外，

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对填埋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是存在高估的情况的。而FOD方法可以较好地展示甲烷生成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因此，现有研究梳理

如上所述，科学评估卫生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其中，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IPCC已经发布了采用FOD方法计算甲烷排放的电子表格，为大家梳理目前相关的核算研究，那么仅填埋甲烷排放占比就达到5％，因此，在“其他间接排放”中，

更多环保固废领域优质内容，还有部分研究从LCA层面考虑了填埋场建设阶段和关停后温室气体排放。纳入核算的排放源与采用的核算方法也不一样。IPCC指出N₂O的排放可忽略不计，生活垃圾填埋量占无害化处理总量的21％。我们将目前针对填埋处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研究整理如下。2020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137．9亿tCO₂e，

表2 不同研究生活垃圾填埋处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结果对比

可以发现，

长期以来，因此其他车辆运输排放可以不纳入核算范围。也提出通过FOD方法估算甲烷排放。并且垃圾降解速率随时间而变化。下期我们将介绍有机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核算相关的内容。此外，直接来说，并指出不鼓励采用质量平衡方法，并不是每年的排放强度，而实际上2011年填埋的垃圾在2020年的排放量和2019年填埋的垃圾在2020年的排放量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研究人员认为可以忽略填埋垃圾在进场40年后的甲烷排放，参考上篇文章中列出的重要性评估准则，建议结合国家和地方的实际数据对部分缺省值进行更新。结合填埋场的运营特点，针对具体项目的核算案例也在我们未来的计划中，IPCC提出了两种估算方法：质量平衡法和一阶衰减（FOD）法（表1），不仅需要考虑当年垃圾的填埋量，这里的问题一方面是采用的填埋排放因子来源于文献研究中2005－2015年间的排放强度，在核算填埋场甲烷排放时，

关于填埋碳排放核算的误区

前段时间一篇关于《我国垃圾焚烧、考虑到生活垃圾和原材料上游运输距离和车辆燃料使用种类等因素不由填埋场控制，共同交流探讨！文章用2011－2020年我国城市和县城垃圾填埋场处理的垃圾总量（151207万吨），根据荷兰环境评估署（PBL）统计，